哲学文化与殡葬
殡葬文化是整体民族文化的一环，两岸华人社会都有学者在讨论；但是当我们在从事殡葬专业教育时，重点不在维系旧文化，更要紧的是推行新思维。空中大学生命事业管理科殡葬管理组，是台湾唯一正式以“殡葬”为名的相关专业科系；该科所开设的课程多属前所未有，也因此具备相当大的发挥空间。其中“殡葬文化学”是一阶学科“殡葬学”之下的二阶学科，其下还可以再分化出诸如“殡葬历史与礼俗”、“殡葬伦理与宗教”、“殡葬文书与司仪”等三阶学科。而在殡葬的事业主管机关所认定检核“礼仪师”证书必备的二十学分课程中，文化类课程至少需达半数，由此可见殡葬文化学在台湾殡葬改革内所占核心位置。在此一核心位置上，我还要强调其中思想文化的关键重要性。殡葬改革其实就是思想改造，唯有在观念方面推陈出新，整个殡葬活动方能予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本着法规所蕴涵的“人文自然主义”精神，理当呼吁社会大众以“环保自然葬”为依归，将丧礼力行简化与净化；其具体作法即是保存“孝心”和“礼义”，简化“孝行”和“礼仪”。孝道是一种德性，体现为心意和行动，不外生养死葬。倘若老一辈能够在立遗嘱交代后事时，明白指示要不治丧、不占地，便可说是为后人立下最佳表率。由于台湾人民多半没有明确宗教信仰，仅有游宗式的民俗信仰，因此在其中纳入“人生信念”的考量并非难事。今后的改革策略，是全方位地推动合理的思维及合情的美感；前者系指提倡现世主义，后者则开发生死美学。我所提倡的现世主义，即为儒道融通下的“中国人文自然主义”，培养“儒阳道阴、儒显道隐、儒表道里”的“知识分子生活家”人格典型，生时“活在当下”，死亦“无后顾之忧”。
本节探讨哲学文化与殡葬活动的关联，其实二者系乎一“心”，亦即“一念之间”。哲学有晦涩难懂的思辨玄想，也有如清风明月般的生命情调。身为华人的我们，在古圣先贤的智能宝库中，能够取用的不计其数；但是用于后事的考量上，大多属于生死智能。一个人对于生死之事是豁达开朗还是执迷不悟，可以从他对后事料理的态度上看出来。人死不可怕，不死才可怕；死亡不足畏，得个好死善终才重要。能够把死亡看破、看透、看开，是生死智能的起点。哲学在西方即指“爱好智能”，在中国则是“生命的学问”。追求参透生死的大智能，是现代人必备的功课，它可以从医护和殡葬人员的临终及后续关怀中体会一二。至于生死智能的终点，就落在料理后事的态度上；简葬与薄葬、节葬与洁葬，正是生死智能的充分体现。
“葬”意指“藏”，是人类对同类死亡后所做的遗体处理，其中包括“不忍人之心”的真情流露，以及对“死后生命”的执着迷信；殡葬改革要发扬前者，并且消弭后者。“不忍人之心”可说是“同理心”的表现，亦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感同身受。人是有感知能力的动物，看见同类遗体曝尸荒野会心生不忍，想到自己也有一日是这般下场，便动手善待遗体，这种关怀之情绝对需要发扬光大。但另一方面，原始人类对死后将何去何从心生恐惧，乃将生前作法推及死后，亦即把现世所为所感延伸至“死后生命”。这在先民时期固然无可厚非，但是到了科学昌明的今日仍心存此念，则无宁是一厢情愿的一己俗见。虽然所有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对“死后生命”的承诺，但人们可以将之视为对完美境界的向往，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；切莫当真，更不应陷入功利私心中。
“死后生命”必须以“灵魂不灭”为前提，否则无甚意义。“灵魂不灭”表示一个人身体亡故，但灵魂仍有感知性，因此自我犹存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灵魂自我若投胎至另一个肉身，则已非“我”而为“他”或“她”；若是长期处于不灭状态，则先前拥有肉身之我，岂非多此一举？总而言之，宗教信仰讲的“灵魂不灭”或“轮回转世”等有关死后生命的论述，理当视为象征性的说法，具有“劝人为善”的道德意涵，属于“止于至善”的美感体验，但是不应信以为真。一旦当真则流弊丛生，像台湾为亡者在阴间生活得宜，却在阳间所费不赀，便显得舍本逐末。记得有位道士劝人少烧纸钱、多做善事，因为前者在阴间不易兑现，后者却在阳间立竿见影，这不啻为智能之见。华人如果愿意节葬，而将原本打算用于治丧的费用转移部分做公益，应该算是为亡者还愿的最佳途径。
从哲学文化的立场看殡葬，其实是在探问：从事殡葬活动，最合宜恰当的人生哲学态度为何？殡葬处理的虽为死人，却完全是活人在张罗的事。生养死葬乃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培养适切的人生哲学态度实属必要。人生哲学就是生活智能，当它用于殡葬活动时，不外主张平实、平淡、平凡，要求看破、看透、看开，也就是要“轻死重生”。我追随殡葬法规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与自然要求之改革理想，在殡葬的思想文化方面提倡“中国人文自然主义”，以儒家“慎终追远”与道家“反璞归真”相结合的理念为依归，希望将佛教“轮回转世”与道教“鬼神崇拜”的正面意义美学化，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，如是改革理想方能真正落实。殡葬业者是站在为人料理后事的第一线专业人员，背负有教化人心的责任，对思想文化的涉猎理当全面而深入，才足以因应专业所需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