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俗文化与殡葬

殡葬学在台湾的形成，是受到生死学出现的影响；生死学一开始系以引入西方死亡学而起步，因讳言死亡，乃以“现代生死学”为名应运而生。为标帜生死学可以“各自表述、各取所需”的情意特性和建构可能，我曾进一步提出“后现代华人生死学”的“局部知识”论述，采取“截断众流、六经注我”的途径，希望拈出一套不受传统羁绊，能为当下所用的务实作法。从生死学到殡葬学，表现为由虚到实的学问道路。由于殡葬为一门由来已久的行业，不能游谈无根，所以在建构其知识内容时，必须言有所据。然而在论及殡葬的礼俗文化时，大家必须先行确认，相关知识的系统建构，究竟是以“述古”还是“创新”为主？为配合推动法规的改革作法，本论文在探究殡葬的礼俗文化时，将以创新作法为讨论内容。

　　台湾的〈殡葬管理条例〉第四十五条载有：“成年人且有行为能力者得于生前就其死亡后之殡葬事宜，预立遗嘱或以填具意愿书之形式表示之。……其家属或承办其殡葬事宜者应予尊重。”而在该条文的说明中更强调：“为宣导国人超越死亡禁忌，于生前即勇敢主张未来死亡后之殡葬事宜，爰明定具体实施方式。”其中蕴涵的精神即是“殡葬自主”，而具体作法更可以走向多元葬法，尤其是当局积极提倡的“环保自然葬”。如此苦口婆心，主要只有一个目的，那便是将不合时宜的陋习旧俗逐渐革除，以符应现代人的生活型态与步调。殡葬改革系于心灵净化，凡事想通了，一切就迎刃而解。像日本为东方民族，大陆属同文同种，都可以三天办完丧事，台湾却要敲敲打打办上七七四十九天，既浪费资源又扰人安宁，正是要大力改革整顿的现象。

　　台湾人迷信三件事：空间、时间、数字，除了后者表现为求明牌外，其余二者对生死之事皆有心理暗示作用，不容忽视。人们对风水方位和良辰吉时的执着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，只能因势利导，令其美化与简化。像扬弃占地的墓葬与塔葬，改以环保的自然拋洒葬，同样可以选择方位和时辰为之；少了迷信的后遗症，却平添几许浪漫的美感。事实上从整体来看，殡葬的礼俗文化与民族信仰息息相关，像汉民族受到儒家的孝道和道教的鬼神文化影响，衍生出一大堆繁文缛节，剪不断理还乱；而西方基督宗教文化下的殡葬礼俗，却显得安静祥和、平易近人。有意思的是，华人一旦信了洋教，自然跟鬼神之说绝缘，这表示信仰和信念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有其发挥余地。正是基于信仰的可塑性，我希望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，树立一种合情合理的生死信念，用以移风易俗，推陈出新。

　　为了移风易俗，推陈出新，我对于殡葬的礼俗文化，尝试提出一些改革创新的途径，包括遗体美容加瞻仰遗容、完全火化后再办告别纪念会等。前者可在医院太平间或殡仪馆内举行，但必须避免营利活动，并强化公益性质，以符合法规建议设置“悲伤辅导室”的用意，时间则以半天为度。此一作法在西方国家早已普及，瞻仰遗容时不举行任何仪式，仅用庄严肃穆的心情缅怀亲友，并对家属表达慰问之意；交谈时轻声细语，或于纪念册上留言。此一阶段非属正式告别活动，而算是与亡者情谊的表示；虽然通知亲友，但人们可以选择性地参加。由于重点在于见最后一面，主要促成者应设定为遗体美容师，可据此开发新职类，以考授分级技术士。至于丧礼服务人员的作用，则在于后一阶段的告别纪念会方面。

　　台湾如今每年死亡人数约十四万人，其中半数以下利用殡仪馆等殡葬设施办丧事，另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是以在家中或其它场所自办的方式进行。由于民俗信仰流行，我认为自办丧事可学习国外在教堂治丧的经验，选择在寺院庙宇或其它适当场所中办告别仪式。但是必须火化后再进行，使之成为宗教性或人文性纪念活动，而非殡葬活动，以免与法规抵触。先火化后告别的好处，是可以从容地举行，且不必局限于殡仪馆之类场所举办，甚至在家中进行也无妨。其形式可以是宗教或民俗礼仪，也可以仅呈现当事人生前事迹，正式邀请亲友出席共襄盛举。此一阶段可交由殡葬业者代办，包括火化前后诸多事宜。告别会场可放置经一次性处理而磨成粉末状的小骨灰罐，事后由家属亲友携至纪念公园或海上拋洒，为亡者的人生划上完美的圆。

　　台湾殡葬活动多曹随传统作法，未思及改革创新。但是传统中有“礼”也有“俗”的成分；前者才真正属于传统，后者有可能清新脱俗，却多半俗不可耐。改革的目的是维系“礼”的真情实义，而在“俗”的部分尽量美化、简化、净化。婚丧二礼皆系生命礼仪，婚礼可以改，丧礼为何要墨守成规？善尽孝道并不一定要敲敲打打、哭哭啼啼，怀抱真心诚意才重要。如今却流于形式化，甚至用扩音器加以广播，深怕旁人不知而以为未尽孝。对此我要强调〈殡葬管理条例〉第五十三条的说明：“明订提供殡葬服务时，妨碍公众安宁、善良风俗之禁止及不得使用扩音设备之时段，以净化殡葬仪式，端正社会风俗。”这代表殡葬改革在端正礼俗文化的明确方向。此外我更建议当局要向社会大众进行道德劝说：让邻避的殡葬活动，成为迎毗的脱俗文化吧！